换言之，受害人也可以先行选择向不作为的行政机关主张部分国家赔偿。

员额制改革首先要做好编制、人员、案件和办案饱和度等数据的测算工作，为员额的确定和配置提供可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将就如何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加快出台指导意见，并制定完善审判辅助人员管理等配套办法，着力研究破解这一难题。

此外，通过大力推进立案登记制改革、深化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全面加强信息化建设、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重大改革举措，不断促进我国司法制度更加公正、高效、便民、公开。4.建设审判团队，推行扁平化管理。善于创新审判管理方式，例如，贵州花溪区法院专门组建了审判管理团队，负责庭审巡查、案件质量评查分析、发改案件分析、司法行为评查分析等监督管理工作，形成专门分析和反馈机制，保障案件质效和裁判尺度统一。考核注重业务能力、审判业绩、职业履历。司法改革的方向是要更好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发挥我国司法制度特色、更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领导干部入额应当一视同仁，按遴选工作办法的统一标准和要求进行。如贵州法院把以案定额、以案定补相结合，坚持人案匹配的基本原则，根据案件量和办案绩效作为分配员额和发放补贴的依据。另一方面，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是否成立则依《侵权责任法》中的构成要件。

第三人因过失引起了第一次火灾，但原告财产在第一次火灾扑灭后并未受到损失。另一方面，由于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事实上或者法律上的牵连性，为便于查清案件事实、正确分配责任、充分保护当事人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从而一次性解决纠纷，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在一次诉讼程序中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判有其必要。从最高院的权威释义来看，在此将登记人员疏忽大意而造成权利损害，推定存在未尽到法定的审核职责的过错，解释为过错推定责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赔偿法》和《物权法》文义上对行政赔偿的结果责任，实际上就是基于混合侵权理论的运用以及实务经验的总结，更符合国家赔偿责任构成的原理，而避免陷入以往主观过错/客观过错、过错/违法二分法的谬误。[27]因此，该类案件在诉讼程序上最宜采取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台湾地区国家赔偿法第5条规定：‘国家损害赔偿，除依本法规定外，适用民法规定。混合过错源出前苏联民法理论，指对侵权或者违约所造成的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不仅义务人有过错，而且权利人也有过错。

沈岿：《论怠于履行职责致害的国家赔偿》，《中外法学》2011年第1期。大约过了10分钟，留守人员给森保大队打电话让其带走第三人，森保大队人员问明情况并简单看了火场后，带第三人离开，4名留守人员也同时离开。参见张新宝：《侵权法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页。案例中的被告与第三人的行为并无意思联络，在侵权法理论上，这种共同致害被称为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又称无过错联系的共同加害行为或者并发的侵权行为，[22]即数人都实施了有关联性的间接结合的行为，且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

而且，按份责任并非平均责任，混合责任形态下，个体责任的确定必须倚赖于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先予作出评价。这一责任方式在《国家赔偿法》中并未体现，但是在极少情况下，行政机关确实与第三人存在共同侵权的故意。因此，第三人行为与原告财产损失仍有因果关系，对原告构成侵权。[32]参见杨小君：《怠于履行行政义务及其赔偿责任》，《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

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共同致害 民法规范 行政赔偿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其次，针对关联规范，须确认民法或公法之间是否存有相同或类似之利益状态，[3]如行政赔偿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共同指向何种法益客体，依民法规范作出评价是否可能损害公益等。

我国法院的民事庭只能审理民事争议，原告若主张行政赔偿必须经行政诉讼先行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其一，关于行政不作为与第三人共同致害。

《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刘信平：《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49页。有学者提出民事赔偿先行，行政赔偿有条件并列的制度设计，并且认为基于赔偿法损失填补原则，行政不作为赔偿与民事赔偿交织案件中赔偿数额的底线是不能超过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因此如果当先行的民事赔偿已经作出赔偿并填平实际损失的情况下，行政赔偿就没有再进行赔偿的必要。参见张正钊：《国家赔偿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该条作为民事权利保护以及侵权责任请求权的统领性规范，明确了任何侵害民事权利的行为原则上都应受《侵权责任法》调整。[4]章志远：《司法判决中的行政不作为》，《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

共同侵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基于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权益，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40]参见《国家赔偿法》第16条，《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第10条。

[10]参见陈迎春不服离石县公安局收容审查决定案，载《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年卷）》（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11]但是，私法学者则认为，我国目前的侵权特别法主要表现为民事法律中的侵权法规范，《国家赔偿法》为单行的侵权特别法。

[40] 最后在诉讼程序上，连带责任是共同责任承担中非常严厉的一种方式。该条款为公法请求权之基础，旨在明确，公法行为构成的侵权与私法侵权一样，公民可得依法请求损害赔偿。

[30]更重要的是，即使在程序法定原则下，禁止扩张国家权力的类推解释与允许保障国民权利的类推解释也并不矛盾。后第三人被有关机关带走，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灭火与注意义务。在此过程中，首先应当遵循行政法之基本原则，如依法行政原则下，不得扩张行政机关之法外权限或者豁免法定之职责。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中亦有相关规定，其中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而《国家赔偿法》将行政侵权的构成要件进行重构，以区别于民事侵权，受害人只能针对法定侵权情形、依特定程序向行政机关进行主张。作为必要共同诉讼，连带责任人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与诉讼，但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制度设计只能针对行政行为作合法性审查，无法容纳私主体第三人作为行政诉讼的共同被告，因此仍要通过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来一并处理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

魏振瀛：《论构成责任条件的因果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本案是行政赔偿诉讼，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全部直接和间接损失的请求于法无据。

[2]这里有必要指出混合过错这一术语使用不当。[5] 此外，从比较法而言，各国的国家赔偿法之所以在性质上存在公法说与私法说之争，主要在于立论观点不同，公法说着眼于公权力作用，私法说侧重于损害赔偿作用，但是两者对于私权保障的指向是殊途同归的。

综上，由被告承担主要责任，第三人承担次要责任。[17]同前注[13]，第101页。[9]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9章单列行政侵权赔偿责任，行政赔偿自此在诉讼法层面进入公法体系。[13]参见沈岿：《国家赔偿法：原理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8-99页。

[33]同前注[20]，第400-403页。追本溯源，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宪法根基自建国始一直存在，但彼时规定的救济制度根本无从落实，如章剑生教授所言，以相关法规有过国家赔偿的规定为由来衍生我们的国家赔偿法史，从规范意义上说是成立的，但是，这样的法律规范并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

[28]梁凤云：《新行政诉讼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52页。一方面，《国家赔偿法》只着墨于行政违法后的权利修复，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非其规范内容。

[3]参见李建良：《行政法基本十讲》，元照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67页。本案裁判要旨指出：行政赔偿案件中，在行政机关与侵权的第三人存在混合过错的情形下，[2]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请对侵权第三人的责任一并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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